正如作家徐志频的著作名称《当商帮已成浮云》一样，历史上的著名传统商帮已成过眼云烟。现在人们所提的晋商、闽商、徽商等不再是商帮，而是商会。

　　“从传统商帮过渡到现代商会是我国商业发展的必然趋势。”中国商会文化建设领军人物、著名商会活动家伍继延强调，如何让现代商会借鉴传统商帮经验并创新使其真正发挥作用尤为重要。

　　从商帮到商会

　　吴绪彬最近很忙，作为北京福建企业总商会顾问，他要为商会最近参加举办的几个论坛研讨会和商业投资会提供意见指导。

　　说起北京福建企业总商会，吴绪彬用浓重的闽腔口音告诉法治周末记者，这是闽商在北京设立的自治组织，在上海、山东等很多地方也都设有福建商会，“它把我们各地的闽商联络在了一起”。

　　其实不仅是闽商，如今在搜索引擎中输入“商会”一词，立刻便会出现大量各地商会信息，北京山西企业商会、重庆市陕西商会，等等。

　　这些建在各大城市的商会，都是由早年商帮脱胎而来。

　　“商帮是商人的帮派组织，商会是商人的法人组织，这是根本区别。”徐志频向法治周末记者解释，商帮的产生要具备三条：农耕文明、集权制度、宗族观念;商会的存在也需要三个条件：工商业文明、民主制度、市场观念，“时代不同，产物不同”。

　　“时代特点是商帮和商会的一大区别。”每次谈到商帮和商会，伍继延都习惯在它们前面加上表示时间特点的词语，“传统商帮”和“现代商会”。

　　一身传统中式装，说话不时会带出几句古文，伍继延很尊重传统文化，但他却曾提出传统商帮都“该死”的言论，他向法治周末记者强调，传统商帮“该死”是指现在社会发展环境已不同于当初，商业发展应与时俱进。

　　“商帮的核心是‘帮’，这是建立在农业社会基础上依靠血缘和地域为纽带联结的，那时是封建政府专制统治，全国性市场没有形成，地域性商帮应该兴起。”

　　伍继延强调，现在已经进入社会主义发展时期，发展的是市场经济，我们要将一盘散沙的企业形成集合体并产生更多功能，“现在已不可能再回到传统商帮的经商和社会环境，因此需要的是尽快由传统商帮向现代商会进行过渡”。

　　商帮变商会，成为一种历史必然。

　　不过，伍继延强调，对传统商帮不能全面否定，有很多是值得现代商会学习借鉴的，比如说晋商自古便以诚信著天下;徽商也是讲诚信、肯吃苦。

　　“传统商帮文化是现代商会发展的雏形，也为商会发展提供了借鉴经验。”伍继延说。

　　最终目标应是“华商”

　　现代意义上的商会最早出现在1995年，温州人在昆明成立了温州商会，此后商会开始在各地蓬勃发展。

　　纵观如今的商会不难发现，地域性划分仍是一大特点，比如加入北京山西企业商会，就必须是在北京的山西商人企业，这点和传统商帮地域划分相类似。

　　对此吴绪彬指出，当前地域性商会是商会的主要发展形式，在各地设立异地商会，能让这些打拼的商家在异地找到“归属感”，有助于提升企业发展，同时在异地和同乡出来的商友交流合作，也会因地域文化差异较少而更加方便畅通。

　　商会的另一个重要作用在于通过内部信息共享，搭建信息平台，为企业提供共同发展机会。

　　比如某企业找到一个投资项目，单凭自己的实力可能做不了，通过在商会内部的讨论集资，可以由几家有相同意向的企业共同投资，“这就像一根筷子容易被掰断，但一把筷子就不易被掰断一样，企业集中在一起力量会更强”。

　　吴绪彬同时指出，在银行贷款等方面，商会也可给企业帮助，比如某银行与商会建立了良好的信任合作，在商会成员去贷款时，银行可能会降低放贷门槛提高放贷额度。

　　在伍继延看来，商会发展还有着更深层的意义。商会是市场经济的组织者，在市场经济条件下，政府对企业的管理应该靠法律，靠宏观经济政策，而不是以前那样直接管理，这样一来企业的自治就显得尤为重要。“无论哪个社会，企业家都是稳定力量，因此商会建设也是和谐社会发展中的积极力量。”

　　不过伍继延强调，虽然同一地域的人会因共通性而容易联结在一起，地域性商会发展也有意义，但从长远看，应在各地商会建设的同时融合发展成中国商人为一体的“华商”，“在当前全球化大趋势下，是以国家民族为基本单元的，中国是一个统一市场，应建设以国家民族根本利益为背景的商会”。

　　各种问题不容忽视

　　众多商会如雨后春笋般迅速发展，但吴绪彬直言，很多商会发展得并不好，甚至只是一个“空壳”，完全没起到应有作用。

　　“如果说传统商帮是一种互助乡情和利益的结合，现在很多商会则完全是商人的利益聚合。”吴绪彬曾和一些企业聊过，有的企业在加入商会时的第一反应就是“我能从中得到什么好处”?

　　山东企业老板陈强勇就向法治周末记者透露，自己当初参加商会为的就是以此作桥梁认识更多生意伙伴，寻求商机，他直言“商会从会长到成员全都为自己牟利，很少开展活动，更谈不上互帮互助，我们要的无非是商会这个名而已”。

　　“利益确实是凝聚商人的重要原因，但如果每个企业仅从自身利益出发，商会不会得到真正发展。”吴绪彬指出，现在不少商会已经变成会长、秘书长个人出风头的平台，他们通过商会领导的名头在社会上获取关注，为自己的商业发展甚至走向政界铺路，但对商会内其他企业则不闻不问，完全将商会变为个人牟利平台。

　　伍继延指出，这种情况恰恰与一些商会选举机制不民主有关，现在一些商会会长的推选就是看谁的企业名气大，谁投的钱多，这样就会造成“谁出钱多谁说了算”的错误管理方式。

　　伍继延认为，会长选举应综合多方因素，有些人企业做的大但没精力去管商会，因此推举应实行会员投票等方式，选出有能力、有思想，真正能为商会建设出力的企业家。

　　此外他强调，商会建设还应避免出现“家族化”倾向，比如有的商会，会长、秘书长都是家族企业成员，直接把商会变成了家族企业的一部分，利用商会名头为企业进行经商活动。

　　“商会是众人之会，不能成为某一企业的分支，而且商会是非营利组织，不能以商会名义从事牟利活动。”伍继延表示。

　　出路在于依法治会

　　伍继延认为，商会建设应注意两点，一是理清与政府的关系;二是依法治会。

　　“商会应强调独立性，充分尊重商会作为一个社会自治组织的非政府性特点，而不要搞成依附于政府的协会。”伍继延说，传统商帮衰落的原因就有过分依赖政府权力，现代社会如果过分依附权力，“商会也可能变成官商勾结的新渠道”。

　　吴绪彬则认为，商会不应依附于政府但也不能脱离政府，商会应是政府联系民营企业的桥梁和纽带，商人可以通过商会合理反映诉求;政府也应积极向商会传达政策动向，双方形成良性互动。

　　徐志频对此表示赞同，他认为“小政府、大社会”应是未来中国发展的趋势，政府把一些事还给基层社会组织，让他们充分发挥自治自律作用，商会正是如此。

　　“商会要发挥作用，就必须依法治会，首先内部建设要提倡民主法制。”伍继延指出，一个现代商会在会务制度及管理上必须公开、公正，领导选举要公开，会务信息要公开，也要全面听取意见。

　　商会的管理则要建立在制度化基础上，使成员受到法律和商会规章的双重管理，比如明确企业不得发国难财，违法违纪，并考核监督，同时加强计划管理，提高企业风险意识和抵御风险能力。

　　“商会也应树立成员依法经商意识。”伍继延举例称，2011年温州的高利贷风波，温州商会未能发挥应有作用，在他看来温商是在重复传统商帮的悲剧。因为温州商会多是按照传统商帮逻辑组织起来的，“比如温商常说我不用打借条就能借来几个亿，传统商帮提倡这种熟人社会的诚信，但在法治社会更需要法律契约的诚信，这既是依法经商，也是维护商人利益的保障”。

　　伍继延更希望能从国家层面出台专门的商会法为商会发展和行动提供法律引导和保障。“西方很多国家都有商会法，1915年中国也颁布过一部商会法，虽然所处时代和市场环境不尽相同，但还是有很多东西值得借鉴。”

　　“在法治社会有法可依的要求下，商会法的出台将是商会发展的有力保障。”徐志频建议，商会法中应细化商会职能并加强对商会违法违规的惩处，立法也应充分听取企业家的意见。

　　商帮传奇

　　传统商帮在封建集权社会形成，依赖“官商勾结”发展，随着洋务运动等带来了工商业文明到封建社会最终灭亡，传统商帮也失去了其生存土壤，走向衰亡

　　乔致庸、汪宗昊、胡雪岩……

　　伴随着《乔家大院》《大清徽商》等电视剧的热播和《红顶商人胡雪岩》等文学著作的畅销，越来越多的古代商界精英们被人们所熟知。

　　这些作品让人们见识了古代商界中的纷繁复杂和尔虞我诈，也让不少人开始对古代商帮产生了兴趣：传统十大商帮是如何发展起来，又是何时走向衰落的?

　　商帮起源

　　说起商帮历史，徐志频算得上有发言权的一位，在2012年出版的著作《当商帮已成浮云》中，他对中国十大商帮作了一次全新的解读。

　　“商帮是以地缘和血缘为基础、以经济关系为核心而组成的帮派性组织。”徐志频强调，商帮一词在古代并没有，而是后代学者作的归纳总结。

　　对于商帮的概念和历史十大商帮，学界一直存有争议，现在多数公认的是晋商、徽商、粤商、闽商、陕西秦商、山东商帮、宁波商帮、龙游商帮(浙江中部)、洞庭商帮(今苏州市西南太湖中洞庭东山和西山)和赣商。

　　尽管有所争议，但商帮是确实存在的。徐志频表示，商帮的萌芽期始于唐宋，唐朝出现市和坊的概念，市即是集市，买卖产品的商人开始增多，坊指居住区，唐朝是市坊分开，宋朝是市坊混杂，从商之人日益增加。

　　商帮真正兴盛是在明清时期。说起兴盛就要先从人们熟悉的乔家大院说起，因为这座大院所代表的晋商正是商帮发展中最初显露头角的。

　　徐志频介绍，晋商是明清时国内最大的商帮，在商界活跃了500多年，足迹不仅遍及国内，还出现在欧洲、日本等地。让晋商得以大力发展的正是明朝的“开中法”，这也被视为商帮规模出现的根本原因。

　　“开中法”是明代鼓励商人运输粮食到边塞换取盐引，给予贩盐专利的一种制度。这还要从明朝开国皇帝朱元璋征讨蒙古说起。出兵讨伐除了要有精兵强将，粮草补给也很重要，当时朱元璋的边疆80万大军需要粮草，官方却无法完成任务，因此开始借助民间力量。

　　徐志频表示，封建社会政府为增加财政收入，一直对盐和铁实行垄断经营，亦称“盐铁官营”，“开中法”实际上打破了政府的长期垄断，为日后商帮的发展埋下了伏笔。

　　十大商帮成因不同

　　如果说“开中法”催生了晋商，那么明朝的另一项有关盐业买卖的制度“折色法”则使徽商开始发展。

　　“开中法”方便了边境开发，取得一定效果，但一些官僚见持有盐引有利可图，纷纷奏讨盐引，转卖盐商，严重影响了政府财政收入。

　　明朝弘治五年，户部尚书叶淇改行“折色法”，商人向盐运司交纳一定银两，便可直接进行食盐贸易。

　　而自实行“折色法”之后，有着两淮盐场之地利的徽商渐渐排挤了晋商，逐渐取得食盐销售的垄断。

　　徐志频指出，古代商帮发展原因各有不同，除了政策上的推动，地域特点也是重要原因之一。

　　他举例称，比如浙商的出现，一方面是受王阳明、黄宗羲等思想家鼓吹影响，同时浙江靠海，自古便与日本等国有往来历史，也为日后形成“全民皆商”打下基础;闽商同样是因靠海地域优势得以发展;粤商产生则源于海上丝绸之路以及十三行等沿海贸易的历史积累。

　　纵观十大商帮，法治周末记者发现，像晋商、徽商等多产生于耕地匮乏、环境恶劣地区，对此中国商会文化建设领军人物、著名商会活动家伍继延在接受法治周末记者采访时笑言，商帮发展史充分印证了“穷山恶水出商人”的俗语。

　　“现在提起富商老板，人们会觉得有钱、厉害，但在中国传统社会中，商人是最被人瞧不起的一类人。”伍继延指出，中国传统社会是自给自足的农耕社会，当时有“士农工商”的说法，即最好的出路是念书考取功名，或者从事农耕及做工，经商被列在最后，“很多人正因所处地域不适宜农业种植而被迫经商。”

　　“前世不修，生在徽州;十三四岁，往外一丢。”徽州由于地窄人稠，注定了徽州人要向外部拓展生机;温州人也是无法靠土地为生，不得不出外经商。

　　徐志频指出，正是随着走西口、闯关东等地区人口流动，使一些地域面临人口膨胀，致使人口大规模的迁徙，这种自由流动也带来了商业交换，这是商帮产生的一个原因。

　　地域商帮的优势

　　传统商帮都是以地域划分的。伍继延表示，商帮是以地域为中心、以血缘和乡谊为纽带成立起来的，这是商帮的特征。由于当时中国没有形成大市场概念，因此这种划分带有极大局限性，“比如洞庭帮仅指洞庭东山和西山区域，可见划分范围之小”。

　　在伍继延看来，这种商业帮派性组织之所以形成，是当时社会现实的必然选择。由于封建社会重农抑商传统，这些商人需要聚指成拳使自己更强大;在古代没有市场经济的概念下，商人经商依赖的是地缘与血缘，同一个地方的人文化背景、生活习惯相似，也自然会走到一起。

　　“商帮在当时对商人发展起到了重要作用。”北京福建企业总商会顾问吴绪彬告诉法治周末记者，传统商帮以“相亲相助”为宗旨，以闽商为例，当时先出去打拼的商人不但告诉乡亲哪里有生意可做，也会给刚走出经商的人提供住处、经济援助，建在各地的公馆、公所就是他们在异乡的联络计议之所。

　　商帮发展对中国商业发展也产生了至关重要的影响。徐志频指出，商帮发展繁荣了社会经济，是对中国传统小农经济、自然经济的有力补充。没有商帮，中国农产品(000061,股吧)剩余品不可能通过交换来调节盈亏;二是促进国家向现代化社会转型、发展，现代的银行其实就是古代商帮的钱庄演变而来的。

　　伍继延强调，商帮文化也有不容忽视的意义。商业交易产生，商人的自由，交易的平等都给中国文化注入新的元素。因不同地域特点，各商帮也产生了不同发展特征，比如北方善义，南方善商;北方厚重，南方灵活;晋商学而优则商，徽商是商而优则仕。

　　“这种商业文化的多样化也进一步造就了中华文化的多元，丰富了我们的文化，也给现代人经商提供了很好的借鉴经验。”伍继延说。

　　权力魅影下的结局

　　“官商联结是传统商帮的一大特点。”伍继延说，商人通过攀缘政治势力以获取垄断利益，政治势力借以权力寻租而参与商业分羹，一些商人更以商业投资的动机采用捐纳方式进入仕途之路，从而合法实现商业与政治的融合。

　　不过，他表示，商人巴结权力也是无奈之举，封建社会是权力高度集中的专制制度，从根本上不允许商帮这样的民间自治组织出现，因此只会出现权力压制商业与商人，将他们变成自己的奴仆，商人要想做得更强，走向官场仕途就是一条必选之路。

　　徐志频也指出，权力主宰财力，官商勾结现象定会成为必然，这也恰恰注定了商帮最终灭亡的命运。历史上不乏商人依附权力成功的例子，但结局往往悲惨，著名徽商代表胡雪岩因辅助左宗棠有功，曾被赐黄马褂，一度富可敌国，最终却被李鸿章把持下的朝廷罚得倾家荡产。

　　“商帮依靠权力只是历史一个过渡阶段。官场讲究权、势、术，天生就规定人与人不平等，人可以完全控制压迫他人;但商人讲究平等、自由，官与商如此南辕北辙，却硬要合二为一，注定了衰亡命运。”徐志频说。

　　传统商帮在封建集权社会形成，依赖“官商勾结”发展，随着洋务运动等带来了工商业文明到封建社会最终灭亡，传统商帮也失去了其生存土壤，走向衰亡。

　　徐志频以徽商为例，徽商经营盐、木、茶、典四大行业，在清朝后期由于太平天国起义等引发战乱，严重打击经商环境，清政府为求自保也取消了徽商盐业垄断权，再加之西方资本主义的商业入侵如洋茶的冲击等，最终导致徽商产业全面崩塌。

　　除了外部原因，封建社会下形成的商帮固有的封闭、保守等思想也使得自身难以抓住转型机会，晋商曾多次想筹资通过建银行、采矿业等对抗西方商业入侵，但最终都因内部思想矛盾搁置，随着封建社会灭亡而衰亡就成了必然结果。

　　尽管由于中国历史进程的特殊性，传统商帮已烟消云散，但徐志频强调，它们仍然留下了宝贵的财富，不是真金白银和深宅大院，而是沉浮的经验和如何真正实现商业发展的深思。

　　新商帮的崛起

　　中国商帮的历史传奇曲折。在封建社会，由于重义轻利的儒家文化和农耕经济占主流，使得商业发展步履维艰。为了互相支持、和衷共济，商人们通过乡里、宗族关系联合起来，逐渐形成了商帮。

　　如今，传统商帮已失去生存的土壤，有专家断言，传统商帮已死。从传统商帮脱胎而来的中国现代商会，正如雨后春笋般在中国大地甚至世界各地蓬勃发展。然而，中国现代商会虽多，但真正有建树者尚属寥寥。

　　作为湖南人，商帮文化推动者伍继延和商帮文化研究专家徐志频都承认，湘商的地位如今仍在争议当中。

　　但徐志频仍在自己的书中将湘商列在十大商帮之末，并认定“湘商气质中所蕴含的博大气象，让它有理由成为中国旧商帮向现代新商会转型时的一个参考坐标，并对它们进行精神的引领”。

　　新崛起的现代商帮似乎都不缺乏这种自信，北京广西企业商会秘书长卢爱任也说，古老而年轻的桂商，有望成为众商帮中一颗耀眼的新星。

　　近年来各地商会如雨后春笋般出现，新商帮的崛起几乎势不可挡。即便在过去被称为“人无三分银”的贵州，近些年从无到有，也逐渐形成了“新黔商”队伍。

　　不过，人们习惯于将其中最具影响力的、集中于沿海经济发达地区的活跃地带作为新商帮的代表。

　　其中最无可争议的浙江、山东、闽南、苏南、粤被并称为中国五大新商帮，评论称“它们创造了目前中国最具竞争力的产业”。

　　新商帮的机遇与经济影响力社会有目共睹，它们的崛起也毫无争议，不过，也只有研究者和商帮中真正的思考者清楚，除此之外，它们还需要什么。

　　顺势而起

　　有一种说法称，新商帮改变了中国的经济版图，一个广泛引用的数据是，在联合国发布的世界各国城市发展指标及发展前景统计报告中，我国上榜的最具发展前途的25个城市绝大多数位于前述五大新商帮区域范围之内。

　　这并不令人陌生，至少在改革开放后的三十多年来，长三角和珠三角创造了令人吃惊的经济速度，新浙商、新粤商引领了“中国制造”的世界效应，黄宏生、鲁冠球、张瑞敏、马云等商业巨子的名字熠熠生辉。

　　“不可否认，从明清以来，商帮所起的进步作用是很大的，把市场流通搞活了。”商帮文化研究专家、《当商帮已成浮云》的作者徐志频对法治周末记者说。

　　徐志频在他的书中解构了包括浙、晋、闽、徽、粤、赣、苏、陕、鲁、湘十大商帮的历史，从史地、人文、制度三个层面，对中国商帮重新定论。

　　徐志频说，与历史上的抑商传统不同，现在全国各地政府都在扶持商业，刺激经济，各地都成立了商会，各种新叫法也非常多，如川商、楚商、龙商、渝商、泸商等。

　　“楚商本该称鄂商，但鄂不好听改称楚，龙商指黑龙江，黑商也不好听，改称龙。”不过，许多新商帮都缺乏历史积淀，影响有限。

　　知名商会活动家伍继延也认为，改革开放后，随着对自己文化的寻根回溯，有了各种各样对传统文化的反思，这种反思的潮流在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的背景下引起地方政府共鸣，拿来作为发展地方经济的一个手段，也是各地商帮纷纷出现的原因之一。

　　“实话说，湘商作为一个名字，仿佛是一夜之间被人叫出来的。许多人在听到后本能地愣了一下。中国还有一个叫‘湘商’的?”徐志频坦承，在本世纪初，当湘商一词出现时，遭受到外地人异样的目光，“好像怀疑它是湖南人虚构的一个弥天大谎。”

　　实质上，根在洪江古商城的湘商有着悠久的历史。洪江古商城起源于春秋，成型于盛唐，鼎盛于明清，即使到了现代，生意依然做得很火。

　　不过，即便有范旭东、傅国、梁稳根这样的知名企业家，湘商的名号仍然叫不响亮，“因为近代以来，湖南人在军事与政治上的实力太过于辉煌了，将湘商反衬得无比黯淡”。

　　直至2009年，经过万人“寻祖”行动之后，湘商才正式纳入全国十大商帮。

　　同样在近代以军队出名的广西，在商业版图上，更是地位低下，“桂商”的称呼，让广西本地人哪怕是搜肠刮肚却只能想出来两个名字：李宁和王石。

　　不过，桂商经常挂在嘴边的一句话“风生水起北部湾”，得益于与东盟十国衔接的地域优势、国家政策的倾斜扶持，桂商颇为自豪自己的崛起后发之势。

　　北京广西企业商会会长郑志介绍说，作为当代中国商人中的一个重要群体，桂商的产业和生意已遍布全国，并加速向世界各地拓展。

　　但他也承认，在十大商帮兴起、商业文化流行的当下，桂商文明的建设推广有点滞后了，“这种新时期桂商文明日益被强化的弱势地位，事实上已经给我们广西商人在全球各地的发展造成了一定的压力。”郑志说。

　　各具特色

　　新商帮的崛起，源于他们创造性地发展了适合当地的商业模式，典型的如，鲁商有强烈的“近官”色彩，国有企业特色，发展期间的大规模并购，背后都有政府的大力扶持;而闽商，普遍会用那首著名的闽南语歌曲《爱拼才会赢》来形容他们的冒险敢闯精神;新浙商则以能吃苦耐劳、精于算计出名……

　　商帮一般都会总结出自己群体的核心价值。郑志就发现，在这当中，诚信、创新、敢为天下先、吃苦耐劳、团结、包容、慈善、公益等词汇最为常见。

　　但在他看来，这其中鲜有能够真正触动人心的，因为上述核心价值，不仅是中国各地商人甚至也是世界各地商人都共同具备的，不能称其为特色。

　　真正的特色，仍然是与地域性的传统文化相连。

　　此前，山东浙商通信有限公司总经理夏天，就曾用她的经验形象地比较过浙商与鲁商的区别。

　　她说，浙商的手机都是24小时开机，无论多大的老板，手机号码都印在名片上，但不少鲁商尤其是国企老总，号码是保密的，周末还经常关机。

　　她说，做生意上，浙江人看重是否有利可图，没有职业高低贵贱的考虑，而鲁商却“死要面子活受罪”，看不上小摊小贩这样的生意……

　　“今天中国的各大商会，都是早年商帮脱胎而来，因此带有传统与现代的交叉特色。”徐志频对法治周末记者说。

　　作为商帮文化的观察者，徐志频很直率地指出，新浙商的独特商道，是将传统商帮所遗留下来的抱团意识，利用到极致，最终形成了一种“掠夺精神”。

　　比方说，浙江桐乡不产羊毛，却有中国最大的羊毛衫市场;浙江余姚不产塑料，却有中国最大的塑料市场;浙江海宁不产皮革，却有中国最大的皮革市场。

　　同样受传统文化影响极深的鲁商，官化色彩浓重，重视品牌，GDP发展迅速，但“儒家文化在根本上是一种等级文化，最缺乏平等意识”，而恰恰在市场经济下的商业社会，“必须先有平等，才有商人”。

　　徐志频认为，十大商帮中，闽商是中国最不像“帮”的商帮，他们受中国传统文化的影响并不深，传统文化基因里的群体意识并不为闽商看重，因此他们多是散兵游勇，生意再小也自己当老板。

　　“闽商是财力社会的雏形，而不是权力社会的附庸，基本特点之一，个体意识，独立经营。”徐志频评价道。

　　更新、影响力更小的商帮得到的关注也更少。卢爱任对法治周末记者坦言，桂商目前与中国十大商帮存在明显差距，这与广西长期以来的历史文化有关，历史上由于文化发展不平衡，难以形成统一的经济市场，桂商没有形成文化意义上的统一性。

　　复兴尚待时日

　　无论全国各地有多少新商会如雨后春笋，在徐志频看来，“传统商帮已成浮云”。

　　“传统商帮已经不存在了，现在是商会，与商帮有本质的不同，一个是以血缘、地缘为基础的组织，有古代帮会性质;一个是依法组建的主要是维护会员权益的社会团体。”徐志频说。

　　伍继延也对记者表达了同样的看法，传统意义上的商帮是在通讯不发达、交通不方便的情况下，依靠地域、血缘自然形成的。当代社会环境发生了巨大变化，全国乃至全世界是个大市场。“传统商帮已失去生存的土壤而日渐衰亡。”

　　转化几乎是自然而然的，由传统商帮的血缘、地缘、宗族家族向同源文化转变，“同文共脉，传统商帮向现代商会过渡”。

　　不过也有没完成过渡的。

　　徐志频举了浙商的例子，浙商民间融资，靠的是人与人之间的诚信，而不依赖于契约，那是典型的传统熟人社会，这在后来引发了金融危机下的温州老板跑路事件。

　　“这恰恰是传统商帮带来的弊端，缺乏契约观念，缺乏法治精神，缺乏现代商业意识，这不能适应现代商业社会。”

　　据此，徐志频公开断称，上述缺点，使得现在号称第一商帮的新浙商，“在商会建设上，还不能为中国商会作出表率”

　　那么，谁能表率?

　　他认为，有深厚文化积淀和经营天下能力的湘商，或者摆脱儒家文化与传统商帮阴影的鲁商，又或者市场化、国际化走在中国最前列的闽商，都有可能。

　　“核心在于群体精神和文化影响力。”郑志说，他和很多广西企业家都有切身感受，一个桂商可能很有钱、很有实力，但可能得不到别人的尊重和商业群体的重视。

　　“问题出在我们缺乏核心的群体精神和文化影响力，以致于必须付出比别人更多的代价和成本，必须付出更多的时间和精力。”郑志说。

　　5年前掀起第一轮商帮讨论热潮时，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员张承耀曾直言，“新商帮的发展，仅限于复苏而已”。

　　在他看来，相对于国民经济的重要性和整个社会商业价值体系，新商帮并没有完全复兴，甚至在一些领域，新商帮的文化影响力是弱化的。

　　典型的例子是，新商帮的竞争力主要体现在劳动密集型产业，国民经济支柱产业中极少见;缺少标志性的商帮领袖人物;价值观不主流甚至有边缘化危险，例如新浙商到处投机炒价，新晋商多系煤老板暴发户形象。

　　“商帮的完全复兴，需要全社会构建一个宽松的商业文化氛围和体制，但这需要我们进一步改革开放。”张承耀总结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