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朝崛起，一方山水一商帮

　　烟波浩渺处，郑和率领云帆蔽日的船队出使西洋，万国来朝的盛景前无古人;江南烟雨中，千家万户通宵达旦纺棉织纱，手工业的发达程度令人惊讶;车船横流间，南京、北京、苏州等三十多个商业城市横空出世，商贾富豪日渐成为最活跃的阶层。明朝，正是中国资本主义启蒙与商业初露峥嵘的朝代，各地商帮先后崛起。

　　追溯起来，我国商人阶层出现、商业繁荣要远早于明朝，春秋战国即有盐铁生意，隋朝京杭大运河上商船川流不息，唐朝丝绸之路间外国商队络绎不绝，《清明上河图》里的宋朝街市欣欣向荣……但商帮出现却始于明朝，这是中国商业史上浓墨重彩的符号，它意味着一种新商业体制的诞生和一个新阶层的崛起，即便在今天，商帮依然是经济活动中举足轻重的一股力量。

　　虽说商业兴勃已久，但商人一直是社会最底层的角色，士、农、工、商，处于最末。在磨难与屈辱中走南闯北多年之后，商人们以血缘和地缘为纽带，以共同的商业规则和做人信条为基础，相濡以沫，抱团打拼，逐渐在某个领域形成势力庞大甚至垄断地位的竞争优势，是为商帮。明朝之前，商帮特征并不明显或不完全成熟，直到明洪武三年(1370年)朝廷实行“开中制”之后，晋商和徽商在盐业的兴盛与争锋，商帮才算实至名归。

　　1370年，朱元璋从草根乞丐成为开国皇帝的第二年，山西省行省参政杨宪向他上表“开中制”的建议，此举效仿北宋时的“折中制”，由商人运粮草等军需物资到北方边疆换“盐引”，凭“盐引”到指定盐场领取食盐，再到指定区域售卖。彼时新朝初立，国库空虚，百废待兴，杨氏“以盐养兵”之策深得朱元璋赏识，便据此颁布告示：在大同纳粮一石或在太原纳粮一石三斗，可换一份盐引，支取食盐200斤。众所周知，食盐为官民生活必需品，历朝历代从未完全开放，利润极其丰厚，这次“国退民进”无疑是商人的绝佳发财机会，晋商由此腾飞。

　　山西是资源大省，不仅煤炭丰富，而且是产盐重地，加上地处北疆，有“极临边镇”之利。“开中制”推行之后，原本在山西、河南、陕西等地捣腾粮、盐的晋商成群结队的走遍全国，他们团结互助，讲求信义，逐步垄断盐业运输和销售的各个环节，发家致富者不计其数，其中官商一体的蒲州王家(王崇义、王崇古兄弟)和张家(张四维、张四教兄弟)成为最耀眼的财富家族。在此后的120多年间，晋商以盐业垄断为法宝，势力范围不断扩张，影响力持续攀升，成为明朝早期一枝独秀的商业群体。

　　然而，晋商兴于朝代更迭，制度兴废，也衰于此。弘治五年(1492年)，淮安籍户部尚书叶淇向明孝宗朱祐樘献计“折色制”：商人可直接在盐运司纳粮换取盐引，而无需运粮到北疆。此时朝廷富足殷实，筹措军饷逐渐由银货取代粮草实物，“折色制”代替“开中制”顺理成章。从此，盐商分为“边商”与“内商”，前者以晋商为代表，继续在边疆纳粮换取盐引;后者以徽商为典型，在内地纳银换盐引从事盐业贸易。

　　如此一来，晋商原先的区位优势转为劣势，水运取代陆运成为主流，地处淮河两岸的徽商自古就有四海为家的商业基因，他们以长江与黄河为动脉搏取财富，借“折色制”勃然兴起，淮安等水路便利的市镇成为新的盐场重地，门庭若市;太原、大同等地车马稀疏，黯然冷落。徽商后来居上，成为“弘治中兴”的重要力量;晋商在“洪武之治”时期的荣光，已朦胧成曾经的梦想。

　　当晋商和徽商轮流登场在中国商业舞台上大放异彩的时候，楚商只是台下的看客或跑龙套的配角，他们倔强的站立在镁光灯照不到的角落暗自较劲，默然付出，期待如楚庄王那样上演“一鸣惊人”的精彩大戏。时至今日，楚商从未出现在“中国十大商帮”的行列，甚至很难以“帮”为其命名，但这并不代表他们从未曾辉煌闪耀过。

　　1861年，暮气深沉的清王朝像钟摆一样来回摇晃着将尽的气数，鸦片浸淫着古老座钟的枯朽外壳，枪炮拍打着脆薄的玻璃门罩。风雨飘摇之际，晋商代表人物乔致庸打算放弃“勤俭持家”的祖训，次年大兴土木修建气势恢宏的“乔家大院”，他不愿万贯家财成为王朝的殉葬品;徽商领袖胡雪岩正忙着帮左宗棠统筹军火、钱粮，以剿灭在南方兴风作浪的太平军，尽管与官家做生意收益丰厚，但战火中取粟的日子并不舒坦。晋商和徽商在黑暗中摸索踟蹰之时，楚商却看到一丝璀璨的亮光。

　　这年3月，清廷在列强威逼利诱下同意汉口开埠，此前武汉经济已相当发达，汉口更是位列明清四大名镇之首，“九省通衢”的区位优势随着内陆经济的活跃逐渐显现，但是，楚商的活动范围或商业重心仍以本土为主，在某领域的全国性垄断地位更是无从谈起。开埠之后，以武汉为中心的两湖地区由封闭骤然开放，这对楚商的商业思想冲击远大于经营模式的更新，此后，洋务运动领袖张之洞督鄂，为楚商成熟进步和两湖区域经济发展推波助澜，以徐荣廷、刘歆生为代表的楚商翘楚集体崛起，成为晚晴商业舞台上不可忽视的新势力。

　　回望晋商、徽商、楚商的崛起路径与发轫渊源，政策扶持与体制机遇无疑是重要原因，比如“开中制”、“折色制”与开埠，但区位优势和商业基础同样不可忽视，甚至比前者更为关键：晋商崛起是有“极临边镇”，徽商繁荣在于京杭运河，楚商兴旺源自“九省通衢”，先天优势加上历史机遇，便可厚积薄发，领先时代。

　　商帮背后的企业家精神

　　商业舞台上并非总是鲜花和掌声，也有泪水和屈辱。在700多年云谲波诡的时代变局和血流漂杵的惨烈竞争中，各路商帮历尽坎坷，无数沉浮，即便家荡产，颠沛流离，却从未退出舞台，虽星火仍可燎原，困顿亦能腾达，这绝非历史机遇或地缘优势可解释得通，维系商帮野蛮生长的背后力量是什么?答案是：企业家精神。

　　供奉关公像、拜关公是晋商的显著特点，并非因为关公是财神，求财心切，而是想通过仪式和习俗将关公的诚实守信根植于心，并世代传承下去，在晋商看来，诚信比生命更重要。1823年，晋商开创“票号业”，以“汇通天下”为使命，逐渐掌控大江南北的金融汇兑系统，然而在1900年八国联军入侵北京时，不少王公贵胄顾不得收拾金银财宝，怀揣票号存折就直奔山西总号，要求兑换银两，可战火中不少票号被毁，账簿付诸一炬，储户信息根本无从查对，但以“日升昌”为首的晋商决定：只要客户拿出存折，无论数额多寡，一律无条件承兑，所有损失由票号承担，即便负巨债、卖田产也绝不赖账。晋商的诚信和胆识迅速在京城家喻户晓，战乱结束后，山西票号重新开张，百姓大胆储蓄，朝廷寄存官银，生意热火朝天。

　　无论是蒙藏边疆还是东瀛南洋，无论风雪沙漠还崇山峻岭，只要有人的地方就有晋商足迹，他们不畏艰辛，开拓进取。1727年，清朝与沙俄签订《恰克图条约》，这里成为中俄边境最早的固定贸易场所，晋商闻此喜讯，从山西到河北再越长城，穿过蒙古戈壁大沙漠，通过库伦达到恰克图，鼎盛时期山西商号达到60多家，双边贸易额1500万卢布之巨。不仅如此，他们还以恰克图为起点，途径西伯利亚，抵达彼得堡、莫斯科，开辟出一条继丝绸之路以后新的陆上国际商路。

　　晋商普遍采用所有权与经营权分离的管理制度，东家彻底放权，包括人才任免、资本调度、分店开立、制度安排等都由大掌柜全权负责，东家没有约束与监督措施，即便贪污纳贿或携款潜逃都无从惩戒。然而，几百年间晋商从无意外发生，除个人品质外，也与晋商的人才选拔和培养体系分不开：非山西人不用，且不用“三爷”(少爷、姑爷、舅爷)，亲朋故旧不准担负管理职责;学徒入号需有名望者担保，试用期长达三年，且终生不得跳槽;在条件艰苦的偏远商号工作时，掌柜会对员工的能力、品质等进行全方位测试与考察，三五年甚至八九年才可出师。无论从时间成本还是信誉名声角度，违规代价都远大于收益，晋商忠诚敬业品质逐渐养成。

　　在价值取向和精神品质上，徽商与晋商在许多方面不谋而合，比如开拓进取，勤劳俭朴，和舟共济，但又有自身特点，比如“道义”，徽商讲究“见利思义”，“以义取利”。“同德仁”是徽州老字号中药铺，创办于清同治二年(1863年)，一百多年来，他们在制作名药“百补全鹿丸”时，每到秋冬季节都会举行“虔修仙鹿”仪式，炮制过程完全对客户开放。胡雪岩的阜康钱庄刚开业不久，绿营军军官罗尚德存入一万两银子，他声明既不用存折也不要利息，因为要奔赴沙场，生死未卜。但胡雪岩坚持立存折，并约定以三年定期付本利一万五千两银子。后来，罗尚德不幸殉国，生前他曾托两位同乡取款，却无任何凭证，胡雪岩并未刁难耍赖，全额付款。徽商重义守信，丝毫不比晋商逊色。

　　徽商重义与其“商而兼士，贾而好儒”的特征渊源颇深。“富而教不可缓”是徽商的信条，即便富甲一方，地位显赫，商贾仍重视教育，鼓励后代借科举入仕途，以求官商一体，据康熙《徽州府志》记载，徽州有书院54所，社学562所，重学风气可见一斑。徽商能否以教育影响官场实现权贵与资本的结合不得而知，但儒家思想深入人心是不争的事实，这也是徽商乐善好施、爱国救民的根源所在，明中期募勇抗倭与清末剿灭太平军叛乱的感人故事，令人肃然起敬。

　　在开拓进取方面，楚商与前两者相比有过之而无不及，楚人“筚路蓝缕，以启山林”的故事源远流长，在商业精神上，他们敢为人先的创新精神和豪情万丈的冒险精神表现得尤其突出。汉口开埠之初，地产业尚未兴盛，长期饱受夏涝之苦的百姓盼望有人购买这片洼地，价格高低并不重要，刘歆生眼见外商蜂拥而至，租界日渐繁荣，敏感意识到市区必将扩容，就将全部资产和义兄刘长荫资助的银两悉数投入，并向银行高息贷款，全部购买土地，其冒险精神令人惊叹。其后，他空前绝后的想出“划船计价”的办法，在土地四角立上旗杆，划船摇桨，以划桨的次数来计价，真可谓地产销售史上的奇闻。没过几年，汉口方圆60平方公里之内的湖荡地全部归他所有，地产大王刘歆生终于有实力对中华民国第二任总统黎元洪自夸说：“都督创建了民国，我则创建了汉口。”

　　19世纪末，汉口的外来人口占70%以上，楚商胸襟豁达，开放包容，先成就别人，再成就自己，本土商人和外来商人联合集资兴业的故事屡见不鲜。1907年，浙商宋炜臣创办既济水电公司，楚商和江西商人积极参股;1922年，徐荣廷创立裕大华集团公司时，他本人与张松樵是武昌人，苏汰余是四川巴县人。最有意思的是，1927年西方银行撤离汉口时，浙商周星棠代表所有汉口商人到英国商会提交抗议，这种“喧宾夺主”的故事在其他商帮绝难上演。

　　当然，无论晋商、徽商还是其他任何商帮，在价值观、信仰等“道”的层面与规则、制度等“术”的领域都有许多交叉共通之处，这些被时代洪流洗刷，经商场炮火洗礼而留存下来的精神瑰宝，历经传承弘扬，成为当世“企业家精神”的核心内容，这既是商帮长盛不衰的密码，也是这个国家经济繁荣的动力源泉。

　　无商帮，不成镇

　　商帮是一个深刻而宏大的话题，并不只关乎某个商业群体的成败兴衰或某种管理制度的优胜劣汰，它如一面镜子折射着整个时代、整个国家的命运与方向，其中最直观而精准的映像，便是商帮对区域经济的影响。两者的关系，远不止“一方山水孕育一个商帮”这么简单。

　　说到晋商，不由得想起一首名为《夸土产》的山西民歌：“平遥的牛肉太谷饼，清徐的葡萄甜抿抿，阳泉煤炭有名声，平定的砂锅亮晶晶……”它曾在上世纪六七十年代由三晋大地传遍大江南北，初听似乎是在赞美山西物产丰富，细品才领略这是生意人的叫卖声，晋商走街串巷，用小货车推出大名声，也推动山西经济滚滚向前。

　　还有一则民谚也意味深长：“先有复盛公，后有包头城;先有晋益老，后有西宁城;先有曹家号，后有朝阳县”，晋商对于城镇发展的促进作用由此可见一斑，民间“无晋商不成镇”的说法更非夸张。元末明初时，运城只是一座小村庄，借盐业兴起后，全国有500多家商号汇聚于此，繁荣景象不言而喻，这位后起之秀逐渐发展为晋南的政治、经济、文化中心。

　　平遥更为传奇。清道光之后，平遥古城的票号如雨后春笋般蓬勃成长，22家票号占据全国总数的40%，全国70多个城镇有400多家分号为平遥商人开设，至清朝末年，全国官银税赋、军饷粮米的流通汇兑全由平遥票号掌控，平遥由此成为当时最大的金融城市，其商业地位堪比今日的远东金融中心上海。

　　城市经济迅猛发展，集镇商业同样发达。临县碛口镇在清末时聚满500多家商号，民国初年仅坐商就有204家，民谚有云：“驮不尽的碛口，填不满的吴城”，“碛口街上尽是油，三天不驮满天流”。长治县荫城镇的铁器、临县招贤镇的瓷器、榆次县郭家堡镇的棉布等产品都颇具产业规模和品牌影响，

　　客观来说，在自然经济主导、农户作坊繁杂的落后时代，由晋商打造的票号融资、集市贸易、手工制造等商业形态，为当时加快山西城镇化建设和工业化水平具有积极而深远的影响，在闭塞、偏远的西部城镇，晋商的异军突起是个奇迹，作为最活跃的区域经济推动者与商业思想传播者，晋商功不可没。

　　颇为“巧合”的是，“无徽不成镇”的说法也流传甚广，尽管都是“足迹遍天下”，但徽商对区域经济的影响及其商业贡献，更多体现在乡土之外。

　　明正德年间，徽商汪琼曾捐资治理苏州阊门外的河道;清乾隆十三年，河道上的渡僧桥因火灾而烧毁，有8家布商捐款重建，其中6位是徽商。除了活跃经济、繁荣商业，徽商对所在市镇最直接的影响就是修桥铺路、造园林、建楼台，时至今日，在遗迹与影像中，人们仍能品味徽商留给这座城市曾经的浮华。

　　以“九省通衢”的汉口为例，此处本是一汪水乡，其崛起得益于被动开埠和楚商兴起，也与徽商密不可分，汉口崛起之时正是徽商鼎盛之日。徽商在盐、典、米、木、布、药材6大行业中地位显赫，他们不但建有富丽堂皇的“新安会馆”，还专门开辟“新安码头”供徽商船只停泊。此外，在湖北其它区域，徽商同样鹤立鸡群，与汉口毗邻的黄陂县，“城内半徽民”;与安徽交界的黄梅县，“开张百货，通盐利，又皆三吴徽歙之人”。

　　明清时期，苏浙经济发达，但各种商业领域却由徽商把控。在南京，木商、典商、粮商、丝绸商中徽商势力极大;在苏州，米、布、茶、木、丝绸、颜料等行业中，徽商拥有绝对话语权;在扬州，作为两淮盐业中心，此地全由徽商操盘，难怪学者陈去病慨叹说：“盖扬之盛，实徽商开之。”

　　与在他乡一样，徽商对于故乡的贡献，也多体现在民居建筑中。徽商发迹后喜欢大兴土木，“辟基拓宅，栋宇鳞次”，徽派民居建筑气势恢宏，布局精巧，“粉墙黛瓦，封火山墙”，例如黟县南屏村，竟有72条巷道、36口水井，奢华铺排之风由此可见。遗憾的是，徽商的时代责任不应局限于自然景观和豪华房产。

　　若说起楚商对区域经济的影响，张之洞是个无法回避的话题，他并非商人，却是楚商崛起的领路人，更是中部工商业繁荣的总导演。1889年8月8日，张之洞调任湖广总督，掌权18年间，他以武汉为中心，大力发展实业，先后创办汉阳铁厂、湖北枪炮厂、大冶铁矿、湖北织布局、纺纱局、制麻局等一大批近代企业，资本总额约1130万两白银，位居全国首位，武汉也跃升为全国重工业基地。1906年4月1日，京汉铁路全线贯通，湖北的区位优势更加明显。虽然湖北在晚清的崛起更多得益于官办企业，是朝廷总体布局、财力支持与张之洞个人政治资源调配、挖掘的结果，但站在他身后的楚商群体，也功不可没。

　　当然，湖北崛起亦必须归结为开放包容的胸襟和敢为人先的气度，楚商通过市场规律和商业交易，逐渐将企业家精神提升为社会主流价值取向，又将其普及为做人处事的基本准则，这便是区域经济发展的“软实力”。同样，晋商的诚信、进取与徽商的见利思义、爱国救民等优秀品质，也是不可多得的财富。时至今日，重塑商帮精神、发扬传统文化仍不失为振兴区域经济的一条捷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