魏斯理(Simon Wessely)指出,对精神和身体疾病提供的医疗服务落差巨大，几乎无法逾越。图片来源：Denis Closon/Rex

　　【中国日报网企业▪家】在英国，只有不到1/3的精神病患获得治疗。根据即将上任的皇家精神病学学院院长，如果情况换成大量癌症病患无法得到治疗，民众早就无法忍受。

　　英国卫生大臣韩特(Jeremy Hunt)誓言要提供精神病患和一般身体疾病患者同样水平的医疗服务，但伦敦大学国王学院的魏斯理在任职后首次接受采访时指出，政府在精神与身体疾病提供的医疗服务落差很大，以目前短缺经费的情况，几乎无法缩小这个落差。

　　“通常情况下，罹患精神疾病的病人要等18周以上，甚至2年，才能获得治疗。这在这个国家一些地区是常态。有些儿童甚至根本得不到任何治疗。这就是现在的情况。尽管我们有意愿缩小这一差距，我们实在没有资金。”

　　魏斯理说，如果把精神疾病患者换成大量癌症病患无法得到治疗，公众早就会强烈抗议了。他在接受《卫报》采访时称，如果他在发表演讲时说“我们目前的癌症治疗面临困难，仅仅有30%的患者能够接受到治疗，其余70%则丝毫没有得到任何治疗，而且人们甚至没有认识到这一情况”，设想一下人们的反应会如何。

　　如果这个情况真的是针对癌症，人们就会“感到惊骇至极，甚至到去天台大吼的程度。”魏斯理说，他曾询问英国国家医疗保健服务(NHS)的首席执行官史蒂芬(Simon Stevens)，如何缩小目前在预算上的差距，然而他被告知，要解决这一问题，“必须长时间与社会大众沟通”。

　　“我认为他的意思是，如果人们希望心理疾病患者得到与其他病患平等的妥善对待，即在18周以内得到治疗，政府将不得不把预算资金从急性疾病转到精神疾病。”

　　“因为预算资金总量无法增长，这一转移势必意味着其他领域的治疗大打折扣。我认为史蒂芬的言下之意是，我们需要得到有力的政治需要，即确定的知道人民支持我们的动议。但我也不知道问题的解决方法是什么。”

　　大部分有精神分裂症等严重精神疾病的病患能够就医，但即使是这些患者，比例约只有65%。而且，魏斯理补充说，这个数字不代表他们获得了正确的治疗，仅仅是得到了一定的治疗而已。多数的精神疾病仍欠缺被认识、被确诊及治疗。虽然抗忧郁药的开处方数量在上升，但人们不应该急着下结论说世界末日要到了。在下结论之前，我们应该仔细看一下这件事，然后说，“慢着，如果这些处方开的都是正确确诊，那这是件好事。”

　　对外界担心家庭医生开太多抗忧郁的药物给病人，魏斯理说，包括忧郁症、躁郁症、注意力不足过动症(ADHD)等病患，这些担心有可能是被误导的。常常有批评的声音说，虽然，得益于一项名叫“拓宽心理治疗渠道”(IAPT)的政府项目，训练有素的能够提供认知行为学疗法(CBT)的治疗师数量有了显著上涨，医生给越来越多的病人开抗忧郁药是因为心理咨询和谈话治疗的欠缺。

　　魏斯理对“拓宽心理治疗渠道”(IAPT)表示了肯定，但他并不认可谈话治疗一定就是“更好的”疗法。对很多人来说，“更好”一词有着道德上的隐含意。“如果有人说谈话治疗更有效，我不太认同。我觉得谈话治疗更经济，更好操作。有些人更欢迎认知行为学疗法(CBT)，但也有些人不接受。”他说，“现实是大部分人任何治疗都没有得到。当然了，如果你恰好来自开抗忧郁药数量极高的地区--经常是梅瑟，提德斐和黑潭市这样的困难地区，在这样的地方没有优质的心理健康服务，那么毫无疑问你只好得到抗忧郁药了。开抗忧郁药这件事本身没有问题，有问题的是其他手段的欠缺。”

　　在美国，刺激性药物如Ritalin的使用额超过了患有注意力不足过动症(ADHD)的人数，这说明存在过量用药的状况。“但英国的情况是用药不足。用药不足说明开药不足。”

　　英国同时还存在医院病床短缺的情况。魏斯理说，“人们有时要跑到百公里之外寻求一个床位，而且目前的病床占有率是100%，有人认为应该说是110%。这些事实说明我们的医疗系统面临危机。病患和家属痛恨这一现状，新晋医生也痛恨这一现状，因为他们每天都接到无数电话。有些时候人们会为了一个床位做出错误的选择。但我认为仅仅增加床位并不是解决的办法，因为新增的病床也会马上被订满。多年来我们一遍一遍地被教育说，如果社区保障这一环节做得好，我们根本就不需要置办病床。这显然是不对的。我们即将宣布成立一个委员会解决病床短缺，但问题的根源其实是整个系统。床位短缺仅仅是更深层问题的一个表现。”

　　魏斯理的妻子克莱尔(Clare Gerada)近日成为了皇家全科医师学院的院长。魏斯理坚信广大医生，护士，助产士和社工需要接受更多心理健康方面的训练，精神和身体疾病的诊断和治疗需在更大程度上整合。实验表明，对二型糖尿病患者实行抑郁症的检测和治疗有助于这些患者对病情的控制：他们能够服药并抑制并发症。 还有一些医生，因为怀疑病人患有心脏疾病而推荐其去看专家，结果发现这些病人是经历了惊恐发作，而这一病症可能长达数月来未被检测。

　　魏斯理不无嘲讽地评论道：“我们的医保系统向来致力于将精神疾病和身体疾病分开，你再尝试也不会设计出一个更绝妙的系统将其分开。”在国王学院，精神病医生开始参与到一般的医疗门诊中，并且取得了不错的结果。魏斯理说，“大部分人本来就对自己的病症有很复杂的想法。”他们并不抵触一边接受心脏科测验一边就最近经历的离婚接受心理咨询。

　　“当然了，就开展调查的花费、非必要治疗的花费、误工造成的损失和额外照护所需的花费而言，这些节省的钱确实是经济有效的。一直以来我们的问题是，节省下来的钱并非总是被花在健康服务上。”

　　"但我们知道，那些同时患有精神疾病的身体疾病患者要比单纯的身体疾病患者多约45%的花费。这一点清楚确凿，不容置喙。他们的照护开销越积越多。他们对治疗的配合更差，病情反复的几率更大，他们的满足感更低，并发症更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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