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3福布斯中国富豪榜发布，大连万达集团董事长王健林以860亿元人民币(约140亿美元)的净资产成为中国内地首富，已超过2012年内地首富娃哈哈集团董事长宗庆后约30亿美元。

　　近日，王健林接受了福布斯上海分社社长范鲁贤的专访，畅谈了他的创富历程和对未来国际化的思考。

　　范鲁贤：你如何从一名军人转为一名创业者?军队的经历对目前您做企业领导有怎么样的影响?

　　王健林：有帮助，比如说守规矩、按制度办事、执行力强。军队特别刻板，按规矩办，不能越规矩，我感觉管理企业，特别是人多的企业，一定要按规矩办事，一定要建立企业的规矩。因此我们万达特别强调制度化，什么都是制度化，而且现在随着信息发展，把所有的东西都放到我们信息系统里去，什么东西都清清楚楚，员工来了以后，哪件事情该怎么办，这个星期该做什么，下个星期该做什么、下个月做什么，在网络上都清清楚楚。执行力特别强，对我是有帮助的。

　　范鲁贤：为什么会选会选择在大连创业?

　　王健林：我当兵结婚都在大连，那时候觉大连就算是个很好的城市了。愿意留在大连。更主要是在海边，生活在大连确实好，气候好，冬天不冷、夏天不热。1975年到大连当兵，觉得不错就留下来了。

　　一直到1986年初，邓小平裁军一百万，那个时候就留大连，第一步没选择直接下海，还有点害怕，还是要到地方去看两年，所以又在地方政府当了两年办公室的主任。

　　范鲁贤：你在军队发展得那么好，为什么想要离开?

　　王健林：军队那时候是个重大转折，邓小平去联合国发言，中国要裁军一百万。那时候军队有三百多万人，也就是裁掉三分之一，而且裁掉的100万里就有60万干部。那时候主要是干部太多，机关太多。我们没有被裁掉，就是降级，我是可以被留下来，因为年轻嘛，我是军队上升比较快的人，但是我一想(我们当时叫“一转”，就是第一批的意思，一转、二转，就是第一批转业、第二批转业)，即使第一批不走，还有第二批、第三批，这连续三年都是往下砍人，这意味着你发展的空间受限制，我想干脆就借势转业算了。

　　要没有那个机会，我是转不了业的，因为规定是要服务到39岁，那个时候你抓住这个机会，我提出申请也就比较容易就批了。因为我走后的第二年就实行军衔制，就是明确的任职年限，就必须够那么多年，那时候不走的话，可能就是5年、8年都走不了。

　　范鲁贤：当时创业为什么对房地产感兴趣?

　　王健林：我转业回来去了政府办公室，安排的两个职务，一个是市政府查办处，一个在区政府办公室。当时想市政府的那个单位太简单了，领导批下来的你就去督办、调查，落实不落实回来写一个报告，这个太简单了不符合我的性格。办公室那个呢，起码还能涉及行政、财务，还比较符合我的性格，我就去了，去了两年，1986、1987年，呆了两年。

　　区政府所在的公司出问题，就是领导层集体贪污，几个被判刑、几个被撤职，公司就乱了，无头苍蝇就没人了嘛。而且那个公司比较烂，那时候有600多万贷款，那时候600万人民币是区财政一年的收入——那时候全年财政700万，这么多贷款怎么办?在干部当中，就像招聘一样的，谁有本事把这个贷款还上，这个公司就给谁了。我逆向思维，这个公司如果干得特别好，我就不敢去了，如果我把公司收入降下来就不行了;这个公司办得这么烂，随便弄点成绩就比他们强。当时就我一个人想去，没人去，谁都不去，不存在竞争，领导还有点担心。

　　去了以后那个公司就是搞房地产的，所以我是没得选择，而且那个时候房地产的执照很值钱。不像现在，随便谁都可以注册房地产。那时大连市一个区只有一个牌照，整个大连市6个区有6个牌照，市里有3个牌照，全大连市只有9张牌照可以搞房地产，那个时候签了个承包书，三年把贷款还上。结果公司给我，第一年就蒙中了。第一年去，搞了一个开发，旧城改造，就一下子把这个模式做起来了——那个时候没人想到动迁这个说法——我们是东北第一个搞动迁的。而且当时也没有土地使用权制度，领导批个条，这个土地就给你了。

　　范鲁贤：当时那个公司是怎么转变为万达公司?

　　王健林：四年以后，1992年我去申请改制，叫股份制改造，那个年代和现在不同的，上世纪80年代末期，90年代初期，特别是邓小平在1992年3月份南巡以后，全国的人都躁动，谁都想去赚钱，谁都想去发展。有市长、区长、当官的人都下海，科学家，我看什么人都做生意去下海。

　　现在中国有句话叫“92派”，就是中国现在企业家基本都是“92派”，中国的企业家基本上都是90年代初期，就是92年前后创业的。柳传志、我、卢志强、王石、郭广昌，包括马云，许多精英，有头脑、有志向的人都下海，所谓的“92派”，也就是改革派。

　　改革开放初期邓小平说，“胆子再大一点，步子再快一点”，大家记住这两句话。如果没有那个时候的热潮，也没有中国的今天。国家体改委号召，全国国有企业、集体企业改制，没人干，还要开会做动员，我们就提出来，全东北一共就5家公司。1992年改制后，就改名叫大连万达集团，“2020年海外收入达到1,000亿”。

　　范鲁贤：你如何看待今年国内房地产市场?如何展望明年的房地产市场?有什么机会，你怎么去抓那个机会?

　　王健林：今年市场用两个字形容，就是预期，就是整个老百姓的预期在发生变化，过去每一年的预期都认为房地产一个劲儿地调控，重演，但今年政治局的会议上没有提出控制房价，只是说保持平稳健康发展，所以你看今年，表现出来房地产比较活跃，这一轮的房价上涨，核心的推动因素，也不是经济环境，经济环境也还没有那么好，也不是外部因素。核心的变化因素就是预期改变，人们不再觉得房价是调控的主要目标了。

　　要看以后的房地产发展，我用两个字，机会。推动城镇化是房地产很大的机会，城镇化不是纯房地产化，但是避开不了房地产，不是简单地去盖多少住房，而是寻找城镇化中新的商机，比如说配套的因素，商业地产、文化的投资、旅游设施的投资，包括医疗、卫生配套方面城镇化起来了，意味着这多方面都有很多机会，我相信接下来中国城镇化是房地产行业的一个很大的机会。

　　范鲁贤：今年万达在国内市场与地产有关的投资的总金额大概是多少?

　　王健林：不算总投资，新增的投资超过1,000亿人民币，明年应该也会维持这个数，可能还会略大一点，今年万达的开工量也创了万达公司的纪录，今年全年，总的开工面积大概超过4,500万平方米，这也是万达历史最高纪录，其中新增加的开工面积就接近3,000万平方米。

　　范鲁贤：做跨国公司成功的领导与做国内为主的成功的领导有什么不同之处，有什么不一样的要求?

　　王健林：(万达)离跨国公司还有一定距离，也许七八年以后。因为我们想2020年我们目标收入超过1,000亿美元，其中我想至少要保持20%到30%是来自海外收入，那个时候也许可以说是一个跨国公司。

　　我觉得跨国公司最大不同就是首先思维方式要发生变化，现在在中国做生意很简单，就考虑中国的法律、考虑中国的习惯、考虑中国的商业环境，在国际上是一定不一样的，有些在中国觉得司空见惯的，不是问题的，可能到国际上就已经是有问题的。你要去国际上呢，就要按国际的说，不同国家有不同国家的文化、法律制度，说穿了一句话，做跨国企业，一定要有国际视野，要有很好的准备。

　　范鲁贤：怎么为你的国际化计划做准备呢?

　　王健林：首先是人才准备。业务发展要靠什么呢?钱是没问题的，我们现在在中国做生意，每年增长收入会超过100亿美元，连续多年保持30%以上的增速，现在看不到减速的迹象，每年还在扩张。我原来以为自己过了1,000亿元人民币收入的时候，也许会慢下来，可能会变成5%、10%，但是没想到它依然保持30%。

　　钱是很好找的，主要是人不好找，所以要做好这个准备，最最重要是人才准备，所以你看我们最近3年，我们通过很多国际猎头，差不多有十几家国际猎头，招聘了很多国际化的人才，像我们的文化旅游部门，有很多外籍员工，我们的总部机关里面、各个部室里面差不多有接近100位老外——真正的老外，这些人进来以后，我们现在发现确实对我们国际业务发展有很大的帮助，比方说到英国办事有英国人，到美国办事有美国人，而且这些人才不论是从项目的评估方面还是法律方面，都给我们提供了很好的建议。

　　另一个准备就是，学会利用国际的中介机构，就是我们出去办什么事情不要想着我自己打天下，像我们在英国做了一个项目。我们派两个人过去，就派了一个首席执行官、派了一个财务官，就OK了。我告诉他，所有的东西从当地找，评估这个项目找当地的评估公司，建设找当地的建设公司招标，销售委托当地的中介机构销售，这个工程监理就找当地的工程监理公司，我说你们就当地化、市场化，中国人过去干什么，那些中介机构虽然要收一些钱，但是可以很好帮助我们规避风险、把控质量。

　　范鲁贤：今年万达在海外获得的关注度有很大提升，你怎么评估集团在海外发展的业务和趋势?三年之内，会发生怎样的变化?

　　王健林：跨国发展是我们现在订出来的一个新的战略，我们不会因为经济的周期而改变战略，我们会稳固推进，我们的目标非常清楚，2020年的时候海外收入要达到1,000亿元人民币，这是我们的一个目标，我们还会继续推动并购，可能今后在海外的战略是并购为主，投资为辅，而且我们还是集中在发达市场，欧洲和美国。

        范鲁贤：并购是以文化产业为主吗?

　　王健林：不，文化产业是一方面，第二个我们想的就是不动产行业，包括酒店的管理公司，这两个为主。

　　范鲁贤：中国总理李克强很强调的一个方面是民营企业拥有发展空间，更多的领域向民营企业开放，对于这样的改革的想法，有什么期待?

　　王健林：非常高兴，我觉得这届政府是真的在放开民营企业发展，是真正的“松绑”，以前有民营企业发展的两个文件，我觉得效果不好，没有真正的实实在在的行动。

　　现在这一届政府，尽管只有半年多时间，但是真正的市场归市场，政府的归政府。比方说现在提出来垄断行业要让民营企业进去。银行，要让民营企业进入。据说石油、保险也要让民营企业进去。我觉得这不但是具有保证经济长期发展的可能，也是唯一的可能。现在不放开民营经济发展，如果还搞国有主导这一套，无论出多少招，最后都是臭招，最后肯定效果都不行。将来大银行也许会倒掉一两家银行，那不要紧，什么事情都让市场有准备，反正有保险金制度、利率市场化，美国每年有几百家银行倒闭，影响美国了吗?没有，所以，而且也不存在产能过剩的问题，比方说钢铁行业，如果都是民营企业，倒了就倒了也不是纳税人的钱，就是有生有死，这个行业可能就会维持在一个合理的产量上，那现在都是国有企业产能无限大，瘦也瘦不下来，如果民营企业市场调节，我觉得是最好的办法，我对政府提出的是既支持，又有期待。

　　范鲁贤：刚刚提的是银行业、金融服务业，万达有没有考虑进入这些领域?

　　王健林：目前没有，因为我在想，现在银行利润超高，是因为垄断的缘由它才超高。今后五年、十年，银行的利就会回归正常;另外，我觉得现在这几个行业我做得很熟，中国话叫风生水起，也就是做得特别顺。不管是购物中心、酒店、还是文化旅游，公司的制度建设都适应这些领域。所以会放开保险、银行、矿产，我暂时不会进入，我要看一看。

　　范鲁贤：谈到电影产业，在印象中，万达比较强调大手笔，最近几年在票房上比较成功的电影，是和“这一代”有关的事情，比方说，《小时代》、《中国合伙人》类似这样的，万达会看好哪一类的题材呢?

　　王健林：电影市场其实今年有一个非常让人意料之外的变化，就是美国的大片突然不怎么叫座了，中国电影、特别是小电影，大家认为不是很大制作的，什么《中国合伙人》、《致青春》等等，卖得很高，包括我们的业内人员也在分析是什么原因。就是需要和我们的生活密切相关，讲我们身边的事、身边的人，更吸引人，完全靠大片、高科技、眩晕的音响的时代，可能慢慢要过去了。

　　我觉得中国电影有一天会像韩国、印度一样，一定会自立起来的。印度、韩国是没有电影的任何保护政策的，当初韩国放开电影市场以后，国产电影最少的一年只有7%的票房比例，韩国1000多演员、导演，剃光头到政府面前静坐，有的人自杀，抗议政府放开电影许可制度。但是没办法，韩国要加入WTO，必须签。后来韩国在消沉中吸取教训，拍自己的故事、低成本，结果到2012年韩国国产电影的市场份额就到70%。这就给我们一个启示：要坚持走正确的路，可能有一天，到我们真有自信的时候，当市场完全放开也没有关系。

　　范鲁贤：你是一名成功的企业家，也是一位艺术品收藏家。你在国内的画家中为什么很看好石齐?

　　王健林：我觉得他是继吴冠中之后的一个高峰。20年前，我们包装吴冠中先生的时候，中国人都不看好，因为他的画式，中不中，西不西，说中化带点西化风格，说西化有中式，很多人就觉得不正规。我们恰恰觉得这是一种创新，那时候给了他很多支持，也收购了他很多画，现在时间证明我们的看法是对的，创新嘛。吴先生算是近现代画家，价格排前三名。

　　在这之后我们也扶持了其他画家，但是我认为最高的还是石齐，重笔墨、重色彩，古今第一人。因为中国画是不使用重笔墨、不使用多色彩，吴冠中就使用多色彩，实际上就是黄、红、蓝，这个石齐先生，我认为他的创新，比吴冠中更进一步，而且在我们的推动下，他现在的价格上的非常快，我们去年给他在卢浮宫办的画展，我们计划在两年之内在大英博物馆办第二个画展，那他就是华人画家第一位，以前从没有人在卢浮宫办过画展，卢浮宫这种地方不是说你有钱他就给你办的。

　　范鲁贤：你有多少石齐先生的画?

　　王健林：石齐的画的很少，他一生也就画了500多张，我们现在大概有100来张吧，我觉得他代表中国画的方向，创新、不是墨守成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