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世纪90年代末以来，中国国家统计局用来核算和反映宏观经济的一些加总指标(比如消费、投资、信贷以及劳动报酬等等)，在量值和趋势上几乎都出现过一些不可思议的变化。可能很多因素有助于理解这些变化的发生，但也不能排除一种可能：随着中国经济越来越市场化和越来越复杂，惯用的统计口径或统计方式不能很好地反映这些变化，甚至还会暴露出其局限。例如，房地产市场的出现和服务业的发展会对家庭的消费支出结构和模式产生影响，进而影响到加总的家庭消费开支的指标;而银行表外信贷活动的频繁和互联网金融的兴起，则会动摇传统的M2统计指标的可靠性。一个处于快速增长和结构变化之中的新兴市场经济相对于成熟或稳态的经济(比如发达国家)，类似问题当然会严重的多。

　　这本是个浅显易懂的道理，也意味着在观察和理解中国宏观经济总量指标变化趋势时，需要小心谨慎和认真推敲。但这一点或许并未受到大多数关注中国经济的学者们的真正重视——相反，太多的人总是热衷于从中国统计局公布的指标体系中信手捡来他们所需要的数据，而不顾及这些数据的可靠性和真实性。

　　曾几何时，海内外的绝大多数经济学家对中国经济增长前景的怀疑大都建立在消费率过低和投资率过高的认识之上，而消费支出和投资支出的核算数据来自统计局。据其核算，这些年来中国的最终消费率(家庭消费加政府部门消费之和占GDP的比重)尚不足50%，国民储蓄率因而超过50%;相应地，资本形成率(总资本形成占GDP的比重)则接近50%，几乎高于世界上所有的国家，更大大高于世界平均水平(约22%)。从地方省份的统计数据来看，近一半的省份在2012年的资本形成率超过了60%，有6个省(自治区)份的资本形成率超过80%，达到了不可思议的水平。没有人确信这么高的投资率可以持续到未来哪一年。讽刺的是，大多数经济学家从来对中国官方统计数据的真实性抱有质疑，可面对这些不可思议的投资率数据，他们却保持缄默。如果官方投资统计数据高得离谱，或许我们就不能相信我们的眼睛，而应该相信我们的头脑了。

　　我们过去两年在国内外发表了一系列的研究和评论文章，指出了中国的家庭消费支出存在被官方统计低估的巨大可能性。我们发现家庭调查中高收入家庭的代表不足、城乡住房消费(虚拟租金)以及其他实物消费未能被官方抽样调查方法进行合理核算，这是低估家庭消费的主要原因。根据我们对家庭消费开支的重新估算，这些年来中国的最终消费率(包括家庭消费和政府消费)约占GDP的60%，而不是官方公布的不足50%的比率。事实上，最近也有一些研究者认识到中国的消费率被官方统计低估的事实。例如，2013年摩根士坦利(Morgan Stanley)的郭强盛(Jonathan Garner)和乔虹领导的研究团队就发现近些年中国的家庭消费率被低估了10%左右。虽然他们的估算方法与我们不同，但结论相当接近。给定GDP的总量不变，如果消费率被低估了，那也就意味着投资率同时被高估了。

　　要理解并解释清楚投资率在中国统计局那里是如何被高估的并不是一件轻松而显而易见的事。通常的检验方法要么是直接考察投资活动在被核算时是否存在虚高或重复报表，或者用与投资活动存在高度正相关的单体指标(如粗钢产量)的变化模式来间接说明投资率的数据是否存在高估。这些检验一些零星研究报告中都曾有过，虽然这些研究对中国投资率的真实性表达了怀疑，但这些方法很难说明投资率的数据实际上被高估了多少。